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章（第3页）

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

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

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

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

这样有时甚至会使人物疏远。

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需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

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

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

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

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

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他不说一句话，出去给我买了几个大橘子。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

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iddot;纪德，后来是萨特。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

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

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我读了一些弗吉尼亚&iddot;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

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离开大学后，我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

《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后来由沈先生寄给上海的《文艺复兴》，郑振铎先生打开原稿，发现上面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小洞。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

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

一九四八年初春离开。

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

职员里住在馆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

我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