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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于是，在这种对立情绪下，我们看到崇祯后期在用人上只坚持一个原则：杀，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罢免或换。

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坚持这个原则。

阁臣们发现，走了天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打着明君招牌但更残暴的主子。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

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

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

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

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ldo;批朱&rdo;制度。

所谓&ldo;批朱&rdo;，相当于现在的盖印。

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ldo;生活组&rdo;，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的太监会有这么大的权利。

中间的环节全是由太监完成的，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ldo;卡壳&rdo;，这完全取决于太监是否愿意对这件事上情下达。

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在&ldo;讲筵&rdo;的氛围长大，生下来就得面对四书五经，家国大事，还有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阁臣讲师，因此皇帝们对于处理琐碎事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倦，把阅读文件的繁琐事假手太监，乐得自己清静，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愿做的事。

从明朝的正德皇帝开始，上情下达这个环节就全部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甚至最后批朱权都落入他们手中了。

国家大事，就这样视如儿戏了。

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

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

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

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

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ldo;内外勾结&rdo;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

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ldo;勾结内宫&rdo;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

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

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

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

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

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