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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第1页）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

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

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

对这些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

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

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还正在迅速增长。

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

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

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

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

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ldo;经济学派&rdo;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

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

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泛滥成灾。

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

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

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

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

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

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让我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的组织与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

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是短视的。

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二代人之前的先辈们看得全面。

后者未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

但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因是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人们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

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为其思想本质上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所驾驭。

这样，一个国家行为的连续性会相对较少地甚至不会被打断。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又会使人们看不到时代的精神，因为其统治者说出的是过去年代的声音，并依据它来行事。

在写这篇文字的同时，一家美国杂志将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克里特问题上的作法和格莱斯顿先生对于大国协调的失败的生动论述作了鲜明的对照。

不过，事实上，虽然这两位英国政治家分属于传统上相对立的党派，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观念所浸润和支配，将平静局面的被打破视为最大的祸端。

假如格莱斯顿先生正在当政，很难相信在他的眼中还会有别的什么目标在重要性上能和维持和平相比拟。

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无疑是同情希腊人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无疑也会如此，但他还是会愿意保持大国在克里特问题上的协调，只要他相信单是这样做就可避免战争。

同样的氛围也主宰着内战以后的美国。

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反对英国的斗争更是一次真正的&ldo;革命&rdo;。

它迫使我国人民----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将其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在一股激情的驱动下将其心智集中于一场国内的冲突上：在其中，一方为获取独立的愿望所激励，而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

不过，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的是即使在当时也正在逝去的时代。

这些人在青年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又找回了昔日的声势，并且体现在了拿破仑三世从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美国关于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的谈判上。

不论后来的这些举动如何明智，它们独特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老一代传统的复活。

不过这种传统和紧接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权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就被弃置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