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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后来，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听取接待小组的汇报，与毛泽东主席进行联系都是在4号楼。

周总理选择在4号楼办公，我个人考虑大概是出于方便工作。

因为4号楼和5号楼的距离很近，他乘车到钓鱼台国宾馆与基辛格会谈，有什么需要在会谈前要交代的事，在4号楼先下车，到楼里交代完了之后，步行就可以到5号楼，走不了几步路；会谈结束有什么要商议的，也可立即步行到4号楼。

而到距离稍远一点的楼，就还要多一道车辆调度和上上下下的麻烦。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我，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新的部署要求：北门除参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通行。

5号楼与6号楼之间的一座小桥，新添设哨位，与此次密谈无关的人员，不能通过小桥进入5号楼区域；区域内的人员，也不从此桥外出。

对5号楼内房间里的摆设和招待，周总理也都一一给予了指示。

他对参与接待的负责干部说：我们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但也不要强加于人。

他要求接待人员脑子里要有一切言行举止，都要从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气氛出发的意识。

接待负责干部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司机，均作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

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养成了多年记日记习惯的我，记事本里的这几天是空白的。

只是出于工作的安排和事后的总结，我用零散的纸张记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

外交部接待组的人员，也被要求不准带小本子，领导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5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组织人力粉刷一新。

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

基辛格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

当然，这些都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点。

&ldo;文化大革命&rdo;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ldo;红宝书&rdo;‐‐《毛主席语录》。

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些语录撤走了。

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料的是，后来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