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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25]如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2011）也持这样的观点。

[26]参见《利率史》等记载。

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ldo;分忧&rdo;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

其实究其根源，或许其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ldo;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rdo;[27]。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追逐利益仍旧是人的本性。

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括各色人等，主要是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犹太人。

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具体动机为何，最终的结果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ldo;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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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大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的权力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重整也至关重要。

当时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浪费。

如此情况之下，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实让当时积累了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

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是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家统治的工具，&ldo;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rdo;。

回看历史，当时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

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有了个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的阻碍，金融业也最为发达。

尽管生来和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经济之类的央行义务，与&ldo;最后一种方法&rdo;和&ldo;最后的贷款人&rdo;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有特别之处，乃在于其客户。

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

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经营时间延长，并非容易得来，期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

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891‐1944年》中曾不无打趣地表述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