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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显然是正义导向型，做事只问对错，不计个人得失，而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叫做小人。

拿这个标准一衡量，庄子的确像是小人。

这时候的庄子看上去一点也不“逍遥”

，一点也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为了自己这条小命，倒还真算计得很精。

若是说到义理，庄子才不管什么义理呢，在他看来，这世上的好人和坏蛋都是一回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回事，就像两个放牛娃，一个因为读书而弄丢了牛，一个因为赌博而弄丢了牛，虽然理由不同，但还不是都把牛弄丢了么。

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还不都是一样的残生伤性，为什么世人偏偏把他们分出君子和小人呢？（《庄子·外篇·骈拇》）

《庄子》书中像这样的论述有很多，本来就够惊世骇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庄子》内在逻辑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结论，比如岳飞和秦桧其实差不多，一个为了保家卫国被屈杀而死，一个为了卖国营私而操劳致死，还不都是一样的残生伤性么，为什么世人偏偏把他们分成好人和坏蛋呢？

前人说《庄子》败坏世道人心，这就是一例。

我们还是得回过头去考虑庄子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战国乱世，是群雄争霸的时候，你打我来我打他，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反正好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坏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只有众暴寡，强凌弱，寡的欺负更寡的，弱的欺负更弱的，没有谁是干净的，就算有干净的，那八成也是装的。

世界就是这么乱，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号称“春秋无义战”

了。

所以身处其中的庄子只看到杀人的战争，却看不到正义的战争；看到大盗以仁义窃国，自然连仁义也不信了；看到强盗因为分赃不均而争执是非对错，自然再看待是非对错时也就不那么有所谓了。

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祖国不值得去爱，正义没地方去爱，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着伪善，缠人的无妄之灾就像一个怎么也摆不脱的死缠烂打的恋爱狂，待在家乡是苛政猛于虎，跑到国外还是苛政猛于虎，君王们今天搞个大工程，明天搞个大征兵……总之，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只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连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庄子连这也有办法：一死生、齐彭殇，生如寄、死如归，焉知死了不是比活着更好的事情呢？况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命是会转化的，循环流转，永无终结。

换成一句大白话来说：只要想得开，就能不怕死。

但是，战国结束了，庄子早就死了，时代也早就变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王先谦的那个问题，并且不妨再追问一下：如果庄子生在一个好时候，他还会那么说话么？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还能够分得清楚是非善恶的年月，他还会那么说话么？——我们不妨比照一下诸葛亮和林则徐的两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这时候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社会环境恰恰与庄子相近，这心态（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庄子式的；后者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时候的林则徐倒和朱熹有几分相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