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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习仲勋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ldo;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

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

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rdo;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ldo;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

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

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

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

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

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

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路上走。

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rdo;

习仲勋读者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

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

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

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ldo;筹赈&rdo;的消息，使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

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

黄子文在大会上宣布&ldo;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rdo;，自报出粮七石。

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

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

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城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

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黄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

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黄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ldo;黄氏兄弟&rdo;。

习仲勋和黄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

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ldo;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rdo;

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

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国民党武装逮捕杀害。

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

习仲勋曾说：&ldo;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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