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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

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

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

，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

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

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

。

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

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

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

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

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

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

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

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

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

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

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

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

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

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

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1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

我们一起在“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