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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2页）

首先是恢复佛教。

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

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

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

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

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

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

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他对翰林学士说：

&ldo;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

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rdo;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

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

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

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ldo;曲江大会&rdo;，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

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ldo;不甘&rdo;心理。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

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