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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

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

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重要过渡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干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

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种利弊已经非常清楚。

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

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

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

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

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

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

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

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

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

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

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

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

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

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

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