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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第2页）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四库馆臣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对历代著述的评价之中。

纪昀亦曾说过:“不明训话，义理何自而知。”

这一宗旨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584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philophytophilology，bybenjaaela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4），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18世纪，程朱博学精神的崇尚者江永（1861－1762）比17世纪的阎若璩和顾炎武走得更远。

他彻底抛弃顾、阎从前代沿袭的把训诂学研究视为义理实践一部分的观点。

江永声称，古音韵研究只是一项趣味盎然的学术课题，而不是实现一种理想化社会政治目标的途径，这就在考据学界实现了一种关键性的观念转变。

1585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472页：《纯长子枝语》卷十八谓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上《释儒》已取此义。

又云：“儒为有道术之称，而道术则在六经。

所以区古今，而通天地人，此儒之实际也。”

1586[清]李塨《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158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南巧。”

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

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

1588[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而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譬若人欲食甘，操钱入市，问物有名甘者乎？无有也。

买饴食之，甘在焉。

同类观点另参[清]钱大昕《经籍纂诂序》，《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1589[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1590[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1591[清]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