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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第1页）

不仅如此，《左传》紧接着还解释了孔子之所以删去“费伯帅师城郎”

这一记载的理由：这一事件是费伯私自行动的，并未得到鲁隐公的指派。

于是，这一“不书”

也和“书”

一样暗含着孔子的某些微言大义，而这里的微言大义又是《公》、《榖》两传所未能阐发的。

读者如果把这几层意思一一体会出来，很容易就觉得《左传》比《公》、《榖》两传距离孔子更近，而这就关系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诸如学派的地位和学者的职位之类，所以，这个说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严谨的学风和纯真的信仰也许在争议当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尽管这都是我们难以揣度的。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道：这种所谓“不书”

的体例都是刻意编造出来的，显得左氏亲眼见过史稿原本，非《公羊传》所能及。

殊不知《春秋》对于筑城这类事是一定要加以记载的，以示重视民力之意。

再说，如果费伯这次筑城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动，《春秋》自当在文辞上做做手脚，以示微言大义之贬，决不会仅以一个“不书”

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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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虽然论之得力，但《左传》一派的学者也自有一套说辞。

当初杜预就曾引《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

（国君的举动必定要书之于史册），说这是史官记事的规矩，孔子这次的“不书”

也是因袭了这一惯例。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鲁史旧文，其中也不会有费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动的记载。

孔颖达为之作疏，越发强调了这层意思，说旧史不书，《春秋》也跟着不书。

910——这就意味着，《左传》的这条记录另有资料来源。

但是，若依杜、孔之说，马上又会出现问题：既然“君举必书”

，但与《春秋》经文一作对照，难道国君每年所作之事都会如此之少吗？再者，《左传·襄公七年》也记载过一次费邑筑城的事情，这时的费邑是季氏的私邑，由南遗管理，掌管徒役的叔仲昭伯为了向季氏讨好而去打通南遗的关节，说：“请修筑费邑的城墙，我给你多派劳动力。”

于是季氏修筑了费邑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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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仲昭伯对南遗说的“请城费”

，很难理解为请南遗向鲁君请命修筑费邑的城墙，那么这次城费自然是“非公命也”

，《春秋》却没有一视同仁地予以“不书”

。

至此，《左传》的前后文便难以自洽，再来考察隐公元年这次“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

的记载，所谓“不书，非公命也”

的解经之辞就显得多少有些牵强了。

（二）费与费有别

钱牧斋途经费县，道中赋诗：“驱车入鲁吊遗黎，宗国相传事可悲。

歌凤有人供放逐，斗鸡无相系安危。

申丰锦去邻争羡，阳虎弓还盗亦嗤。

唯有汶阳田下水，至今流恨绕凫龟。”

912通篇都用春秋鲁事，多与费地有关。

费伯帅师城郎。

这位费伯是鲁国大夫，不姓费，而是和周天子、鲁隐公一样姓姬，费是他的采邑，在今天山东省鱼台县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