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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第2页）

，以唯一的主权者与“以法治国”

的纲领维持起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则难免令人有些心寒，扩展一些而言，更让人对世道人心产生了深深的悲观。

道德家和宗教人士面对这种情境往往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对信仰的深情呼唤，显然他们认为只有鬼神而非人类中的某个伟大人物才真正适合扮演超主权者的形象，高高在上地给人类世界提供必要的约束。

但是，即便暂且抛开宗教信仰的约束力是否常被高估这个问题不谈，什么才是“真正的”

宗教信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西田几多郎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应该属于严苛的一类，他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需要信仰者彻底把“自己”

置之度外的，而且，“为了今世的利益而向神祈祷的固不待说，就是专以来生为目的而念佛的也不是真正的宗教心。

……基督教也认为那种只求神助，惧怕神罚的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这些都不过是利己心的变形而已。

不但如此，现在有许多人说宗教的目的是求自己安心，我想这种说法恐怕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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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说宗教约束（或曰鬼神约束）要依照西田几多郎的定义而来，宗教或鬼神所面对的就只能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圣人而非全世界的普罗大众了。

若要使之具有普世意义，自然要把这个标准作大幅度的放宽——也就是说，把西田几多郎认为不是“真正的宗教心”

的内容也视为真正的宗教心，而这显然也是合乎现实的。

但新问题又出现了。

“许诺”

这一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应当是相当晚出的，或者说，并非人类的自然状态所有——用休谟的话说就是：“责成人们实践许诺的那个道德规则不是自然的”

。

890那么，其原始的约束力又何在呢？休谟的回答是：“利益是履行许诺的最初的约束力。”

891由此顺势推出来：当一个契约达成之后，遵守它还是背弃它，主要的考量其实就是利益的权衡。

宗教的约束力在这里表现为：一是现世的惩罚（比如天打五雷轰），二是来世的报应（比如天堂与地狱）。

对于前者，大家看惯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对于后者，休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人性的通病：“人类对现世比对来世总是更为关心，而容易认为现世方面的些小祸害比来世方面的最大祸害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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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休谟这个论断显然不是针对古老的部族社会而发的——爱德华·吉本曾经介绍过一则达西亚蛮族战士因为存在着强烈的来世信仰而在战斗中悍不畏死的例子，893这个例子和休谟的论断其实并不矛盾，考量其间的差异，现实利益为什么终于会如此惹人关注，答案很简单：私有财产出现了。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并发的是：社会变大了，贫富分化加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