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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第2页）

诸侯是不能自己胡乱会盟的，这可不是值得表扬的事，反倒是应该被批评的。

左丘明的学问来路不正，不是孔门正宗，他一定是看到经文这里邾仪父称字而感到不解，又听说过孔子以微言大义立素王之法，于是就想当然地如此解释。

再者，综合来看，会盟这件事“三传”

都说邾仪父称字是圣人的表扬，可《公羊传》明明要以《春秋》当新王，所以在这里的解释似乎有理而实则不通，至于《榖梁传》和《左传》，从中都见不到邾仪父到底哪里值得表扬。

况且这次会盟是鲁隐公发起的，就算是善行也是鲁隐公的善行，表扬邾仪父于义不通。

邾仪父后来又和鲁桓公会盟，《春秋》也称他为邾仪父，这次会盟又有何善可言呢？840

刘敞最后一句的说法已见前述，他质疑“三传”

的地方看起来很是言之成理的。

的确，仔细思考，邾仪父确实没什么值得表扬之处。

那么，难道“三传”

都错了不成？难道左丘明真的是想当然？

宋人的学风是尊王，刘敞也不例外，所以，周天子理所当然是最尊的，而邾仪父和鲁隐公的会盟之所以在刘敞看来似乎更值得被批评而不是被表扬，是因为刘敞以尊王的眼光看见诸侯们竟然私相会盟，这就像皇帝在位而大臣私相结党、甚至还对天盟誓一般。

公羊家也尊王，不过他们尊的是所谓新王，所以，公羊一派往往和政治现实结合得最紧密，也最喜欢改制维新。

在左氏学的学者那里，孔子经常是一个了不起的先师的形象，而在公羊家那里，孔子却往往被描述为一位伟大的先知——先知所预言的道路是需要后人去努力开创、努力实践的。

约略而谈，这两派所代表的今古文学派之争，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要政治上的正确，还是学术上的正确，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往往谁都认为自己不但政治上正确，学术上也是正确的，但公羊家的一个通病是：长于义理而疏于考据。

所以，夸张点说，下面这句话倒很适合他们：细节上都是错的，而其信仰却是对的。

但凡事总不能一概而论，公羊学里也出过考据大师——清代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就以考据手法捍卫《公羊传》而攻击左传，写下了名动一时的《左氏春秋考证》，试图颠覆《左传》的正统经学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逢禄出手之前，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先后出世，《尚书》这部古老经典的真实性在历史上受到了第一次强烈得几乎无可辩驳的质疑，比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等响当当的《尚书》名句格言被证实并非出自圣人之口，而是后人的伪造，这对世道人心的震撼可以想见。

刘逢禄恰恰在这个时候以考据手法攻击以考据见长的古文学派汉学家，虽然攻得用力，其影响却颇有些出人意料——如艾尔曼所谓：“刘逢禄同其外祖父庄存与一样，意识到汉学家发起的复古运动，可以推翻宋学的正统学说，但提供不出可以替代的道德理论。

刘逢禄对汉学的攻击将破坏整个儒家的根基，但是，他的初衷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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