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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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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仪父”

到底是名还是字，实在关系重大，影响到国际关系上的一些原则问题。

如果真让方苞他们说对了，旧的微言大义便有根基被动摇的危险，而新的微言大义则会趁虚而入。

这问题是非名即字，非黑即白。

方苞的说法斩钉截铁，总而言之就是：“《春秋》从无书字之法。”

顾栋高以方说为据，详驳胡安国，从《春秋》经文连连举例，让胡安国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顾最后说到杜预对《春秋》里凡是称名的都认为是孔子的贬斥，但《春秋》的编写体例若当真如此，子贡那些孔子的高足们肯定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但孔门后学在鲁哀公十六年续写《春秋》（见于《左传》），记载老师之死，其用语却是“孔丘卒”

，而非“仲尼卒”

，难道连孔圣人也一道贬了不成？817

再说宋代《春秋》学，也并非孙复、孙觉等人一统天下，以文学知名的“三苏”

对《春秋》都有研究。

苏辙的《苏氏春秋集解》就是一部著名的走朴实学风的专著。

对孙觉等人的义理，苏辙找出了有力的反例：你们不是说孔子在《春秋》里凡是会盟都是贬斥吗？可孔子在《论语》里明明盛赞过齐桓公九合诸侯，还说要不是管仲出力，我们早变成野蛮人了。

《孟子》谈到孔子著《春秋》，也引孔子的话大谈齐桓公和晋文公。

这样看来，孔子怎么可能反对诸侯会盟呢？818

苏辙的反驳是相当有力的：如果《春秋》的孔子和《论语》的孔子不存在矛盾，那么把《春秋》对会盟的记载视为孔子的贬斥就没道理。

苏辙是否也像何休那样，认为对邾仪父的称字体现了孔子的褒奖呢？苏辙认为，《春秋》对会盟时间的记载仅仅出于客观理由罢了，而许多经学家都相信其中也是蕴藏褒贬的。

——具体到邾仪父这个例子里，就是会盟的时间：“三月”

。

苏辙是朴素的，孙觉他们是“深刻”

的，由此可以管窥当时蜀学与洛学的一点异同，也可以看出时代背景与政治风貌对学者干扰程度的深浅。

及至元祐年间，“蜀洛交争党祸深”

，819学术之争伴随政党之争（所谓党争，至少从攻讦者的表面言辞来看），掌握真理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了。

《汉书·终军传》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那是在诸侯会盟问题上两方各执春秋大义互相辩难：

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奉命巡视郡国风俗，擅自准许膠东国和鲁国冶铁晒盐。

等徐偃回京交差，很快便大难临头：大法官张汤认为徐偃的矫制行为是国家大害，徐偃论罪当死。

——张汤的说法确实在理，但问题是，其一：汉武帝时代正是个新旧鼎革的临界点，其二，徐偃到底也是位博士官，经学水平远比张汤要高，而当时的经学几乎就是实用政治学，所以，徐偃在这生死关头引春秋大义辩驳道：根据《春秋》精神，大夫出疆，如果遇到有利于社稷、百姓的事情，是可以不经请示而专断于外的。

徐偃搬出了春秋大义，张汤可没话说了。

此情此景，汉武帝派出了终军协助审案。

终军对徐偃，以春秋大义对春秋大义。

终军说：“古时候的诸侯国，百里之隔即风俗有别、不能相通，互相之间常有会盟之事，安危形势常在呼吸之间，所以你为自己辩护的那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

可现在世界变了，天下一统，万里之内同风同俗，正是《春秋》所谓‘王者无外’，天下四方全是皇帝的地盘。

你说什么‘大夫出疆’，现在哪有出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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