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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第2页）

，只是以个人理解来解释经文，所以搞出很多错别字来，《公羊传》里边还羼杂了不少市井俚语，其中辑录的《春秋》经文早已不复旧貌。

直到《左传》行世，大家才知道有“简书”

正文冠于“策书”

之首……759

毛奇龄这里着重提到的“简书”

和“策书”

都是在说竹简而各有区别：古人把字写在竹简上，单独一根竹简叫做“简”

，把一堆竹简用绳子串起来就叫做“策”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古代史官记录国史，“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从字面来看就是说：记载大事需要的文字多，所以要写在一堆竹简连成的“策”

上，而小事几笔就能记完，所以用一两根竹简就够了——单独一根竹简就能写完的事，自然很“简单”

，“简单”

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毛把《春秋》视为“简书”

，把《左传》视为“策书”

，把简书冠于策书之首视为典籍原貌，然而《经》、《传》之合编其实是杜预搞出来的。

再者，毛奇龄这个说法也许并非无源之水。

前人如宋代的魏了翁在《春秋左传要义》就曾问到为什么有些事情《左传》里有记载而《春秋》却丝毫没提？——这本是一个关于《左传》身份的严重问题：《左传》到底是《春秋》的教辅还是单独成篇的一部史册，如果是后者的话，不但《左传》的地位会一落千丈，治《左传》的学者们也会马上面临就业和待遇的现实问题。

魏了翁这里的解释是：《春秋》依据的是史官的策书，策书上没有的，《春秋》遂阙；而《左传》的内容采自简牍，赖之独存。

760——魏了翁对“简书”

、“策书”

的理解似乎和毛奇龄颇有差异。

这类解释中最有创意的说法大概要算是清人张沐的《春秋疏略》，认为孔子尊鲁史为经，凡是不可为经的内容，就附在经文的左边，是为《左传》。

俞樾指其为匪夷所思，761而赵慎畛却觉得古来论左丘明者均无确切依据，这种论调也算可备一说。

762其实若谓铺陈敷衍，左丘明甚至有墓可供凭吊呢。

763

回顾孔颖达的权威解释，是把《春秋》的记载说成大事，而把《左传》的记载说成小事。

764从经与传的地位上说，这个解释倒也合理，但问题在于小事连篇累牍，大事却寥寥几笔，虽然孔颖达努力弥合，但这总难免让人怀疑。

毛奇龄和魏了翁都在这个问题上挑战着孔颖达的权威。

魏了翁的说法只是个简单的推测，到毛奇龄这里便已经发展成细致的考据了。

毛以《左传》里辑录的《春秋》经文来校对《公羊传》和《榖梁传》，因为他认为《左传》所辑录的经文正是当初的简书，孔子的笔削即以鲁国史官留下来的简书为蓝本，而在孔子死后，仍有十七条旧简书被收进《左传》。

再者，《公羊传》和《榖梁传》一直都是口耳相传，到了汉初才被书写下来定了型（是用汉朝流行的隶书书写的，所以《公》、《榖》两书一般被称为“今文经”

），而《左传》则是西汉末年才被发掘出来，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焚书政策的幸存者，765所用的文字则是古老的籀文（所以《左传》一般被称为“古文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