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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2页）

是附庸之号。

所谓附庸，按照《孟子》和《礼记·王制》的说法，诸侯国大小不同，分为若干级别，都有定期朝见周天子的义务，但有一些地盘实在太小的，就没必要参加朝会了，作邻近某大国的附属国即可，是谓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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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伯、子、男本来都是家族中的称呼，并非爵位，而侯则是武士之意。

男相对于侯有着隶属关系，子相对于伯有着庶长之别。

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不是同姓亲属就是异姓姻亲，家族伦理也就是政治伦理，家族称谓也就是政治称谓，换句话说也就是：等级是起源于血缘关系的。

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纽，诸侯国变成了军国，时人不明古制，遂有周室班爵禄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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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斯年的说法里，“侯”

显然是最有“封建”

色彩的一种身份。

周初的“封建”

曾有学者论其性质为武装殖民，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和傅斯年对“侯”

的描述却有一些差异了。

幸好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考察“封建”

之本义，认为殖民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殖民是指从母国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经济掠夺，但周初的封建显然殖民色彩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虑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许多被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与其说是新征服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军事据点更恰当一些。

“……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

——朱这里虽然并没有论及五等爵，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支持傅斯年对“侯”

的描述的。

而朱对“伯”

也有一笔，说西周“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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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也是怀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无考》，说他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

这八项中，前述“四时”

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

也名列其中。

郭沫若从青铜器铭文推断出了三点：一，诸侯经常称王；二，公、侯、伯、子无定称；三，“男”

之称非常罕见。

其中第一点郭还举出王国维早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说名份上的讲究原本并不太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有着称王的习俗，即如徐、楚、吴、越称王也只是沿袭周初旧习罢了，不能全当僭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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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种质疑之说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证五等爵之说。

比如瞿同祖“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

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

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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