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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所以只能说，用他们的观点来作参考，可以约略推知一些古史、经义与时政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首先便前承着周公的身份问题，而周公的身份问题又关系着后世许多高层权力斗争中的站队问题，既攸关国本，也攸关性命。

学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可谓艰难。

争议仍在继续。

及至宋代，欧阳修议论道：孔子是“万世取信，一人而已”

，而“三传”

的作者却只是凡人，是凡人便难免犯错。

那么，既然《春秋》把鲁隐公的头衔写作“公”

，鲁隐公当然是即位为君了。

大家为什么不从孔子之说，而偏要听从“三传”

的曲解呢？671

持此论者代不乏人，核心问题是：难道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就想过有三家会为《春秋》作传吗？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又何必求经义于“三传”

呢？672至少在当时来看，这类说法是极为有理的，也是宋人舍传求经风气之下的正常立说。

但欧阳修很快就遇到了反驳，反驳者就是他自己的门生苏轼。

苏轼的观点一开始大体和郑玄相似，进而讨论隐公之摄政是否符合礼制。

苏轼引了《礼记·曾子问》的一段，说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在国君死后，太子作为遗腹子出生，大家该怎么办？”

孔子回答说：“卿大夫们跟从摄主，面朝北，站在西阶的南边……”

郑玄也是注过《礼记》的，他当初在这里解释摄主是“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

，673但苏轼的解释更为详细，讲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继承原则——大略来说，摄主是死者的弟弟，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男孩，摄主就交班，立这个孩子为合法继承人；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那就由摄主来作合法继承人。

苏轼感叹说：“秦汉以后，这套礼制没人继承，女人开始当摄主了。

岂不闻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女子摄政而国家不乱的，不过千里挑一而已。

更恶劣的情况是：母后摄政导致了外戚篡权，比如王莽就是个坏典型。

就算按古礼而立的摄主最终居然篡权了，那好歹也是自家弟兄，王朝的血统未变，可外戚篡权却会使王朝改姓。”

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天子驾崩，太子要守丧三年，这三年中，国政由冢宰代管。

674照此说法，只要有冢宰在非常时期作一下临时代理就可以了，用不着摄主。

苏轼反驳说：“太子如果岁数够大，可以按这种方法办，但如果太子只是一个新生儿，或者年纪尚幼，那么，依照三代之礼和孔子之学，绝对没有把位子让给异姓的道理，所以一定是要有摄主的。

鲁隐公的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