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47章（第2页）

也许，各方面看似互相龃龉的意见并非完全针锋相对，而是各自窥探到了真相的某一个侧面、并把这一侧面夸大了而已——解读《春秋》还真有几分盲人摸象的感觉。

如果《公》、《榖》的记事基本成立的话，那么，无论隐公的即位是否禀告了周天子，无论隐公是否完成了先父的不良愿望，他的谦让之风毕竟是无可否认的。

似乎可以说：鲁隐公是一位礼让之君。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孔子恰恰是很主张以“礼让”

治国的。

《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这里是“礼让”

连书，而不是单讲一个“礼”

字，钱穆解说道：“孔子常以仁礼兼言，此章独举让字。

在上者若误认礼为下尊上即不免有争心，不知礼有互让义，故特举为说。

所举愈切实，所诫愈显明矣。”

426由此，赵生群便是引述《论语》本节而推演孔子《春秋》托始于鲁隐公之意：“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

叔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他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

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在宣扬一种‘让’的精神。

《春秋》记事不从周公开始，主要是因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对周公、文、武的事迹已多所传习，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拨乱世反之正’，其手段则是针对王道衰微后的现实进行褒贬，通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来表达自己的理想。

《春秋》的上限，大致是平王东迁之后，其所以不载鲁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东迁后），则是为了托始隐公以表现‘让德’。”

427

此说不仅入情入理，还推演出了《春秋》托始于鲁隐公之意，但遗憾的是依然以推测的成分居多，而其证据如孔子“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

云云，却远非如山铁证。

当然，仅就如今所见的资料来说，铁证看来是无处可寻的。

但另一方面，似乎有证据显示，对《春秋》的这样一种理解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司马迁创作《史记》，其《本纪》部分以黄帝为首，《年表》部分以共和为首，《世家》部分以吴太伯为首，《列传》部分以伯夷为首，这都是“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

。

428

归纳一下，到现在为止，在持“笔削”

之说的经师眼中，“元年春王正月”

这短短六个字里，所谓“孔子笔削”

之迹已有两处：一是“春”

字为孔子所加，二是“公即位”

为孔子所删，“王”

字也有笔削之嫌，但现已基本可以证伪429。

所以，要找“微言大义”

就得着重在这“笔削之迹”

之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