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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各自都有，但以《公羊传》为最，何休又从而附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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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这话要两说。

纯以学术而论，皮锡瑞认为何休之说自有师承，并非空穴来风，318即便退一步说，就算被何休发明出来的那些春秋大义确实以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为多，但联系一下何所在的时代，经学的神学化赋予了学者以神圣使命感，使他们生起了继承孔子而垂法立宪的雄心，而经学的章句化又必然会使这一雄心无法容忍。

毕竟公羊学从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经致用为学术之最高纲领的，治其学者“一是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一是以《春秋》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如孙宝、吕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证。

甚至连酷吏张汤也网罗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断狱时附会”

。

319何休要“张三世”

，把《公羊传》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敷衍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果纯粹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衡量，这分明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当时任何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平庸之辈恐怕也很难相信这样的谬论，遑论渊博的何休自己。

但何休这里提出来的，并不是对过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对一个循序渐进的乌托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让已经“堕落”

为章句考据之学的经学恢复到它本来的政治哲学的身份。

这也许未必就是“孔子”

的门徒们应该作的，却一定是“素王”

的追随者们义不容辞的，不惜为此屈就事实而附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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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归纳经学三大派，论其特点与利弊，以一言蔽之：“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

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

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气理，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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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形象越模糊、越复杂，就提供了越多的诠释乃至于借题发挥的余地。

“孔丘究竟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受天命的王，这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

孔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这是古文经学和谶纬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

322因为这样的分歧，古文家诸经并重，今文家主推《春秋》，但古文家的学术也远远不是纯粹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孔子虽然仍在食人间烟火，但经由孔子所整理、传播的六经却是上古圣王的治世之道，颇有神学元典的性质。

所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古文家意在取法于先王，今文家意在取法于孔子并向往后王（杨向奎即论公羊与荀子为同一学派，是儒家而近于法家，汉代所谓外儒内法，公羊学本身就含有法家因素323）。

——这问题其实就是复古与维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