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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说，改名和弑君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此而“讥二名”

自然有了强大依据。

然而《礼记·曲礼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

的说法，是说父亲死后儿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论依据，郑玄说是“重本”

，孔颖达说名字是父亲所取，如果在父亲死后改名便有遗弃父亲之意。

287但从这个说法反推，父亲在世的时候改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便与魏了翁之说有了矛盾。

但无论魏说到底是事实、巧合还是吴、楚异于诸夏风俗，毕竟仅以散宜生、苏忿生便可以证伪公羊家的“讥二名”

之说。

但是，疑点并未就此定谳，因为《异义》忽略了公羊义理——陈立即辩护道：散宜生、苏忿生，公羊家岂有不知，只是《春秋》于定公、哀公时代无恶可贬，只好讥二名了。

这恰是《春秋》义理之所在，是公羊先师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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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春秋》到底有没有“讥二名”

之义，如果有，到底其义为何，越发难以说清，“讥二名”

背后的“三世说”

也越发显得可疑。

用不着现代人的眼光，古人也很难相信何休的这个三世之说是实事求是的。

如果定公、哀公年间真是那样一个太平盛世，孔子又怎么会惶惶如丧家之犬？

何休的三世说在“事实正确”

的层面上无可置疑地荒谬着，他自己也说所谓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平”

，289而所谓“文致太平”

，其实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290考察其理论内部，时而张三世、时而善复古，291无法自洽，但无论如何，这在“义理正确”

的层面上毕竟有着特殊的一番拨乱反正的意义。

甚至直到晚清，有人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本着春秋大义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梁启超回应这个问题道：《春秋》并不是这么讲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

梁如此说，是针对晚清时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别点明后世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地域与种族，《春秋》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政俗与行事。

292其涵义是：若不变法改良，我们这些汉人就沦为夷狄了，而那些种族意义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与政治的先进性已经超越我们而升格为华夏了。

梁启超的经学直承康有为，远绍董仲舒、何休，而这样一种普世主义的春秋大义，或是起源于“一种对于‘万世法’蜕变为‘地方性知识’的忧虑”

，293毕竟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更尤其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之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要讲究通经致用，是要为时政服务的。

以公羊学论，“地主阶级运用公羊学以自救的方式有二：一是世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原有的阶级地位而强调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一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新的统治秩序而运用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

，是本于用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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