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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被董仲舒这样描述出来的孔子好像有些堂而皇之的滑头，但董的道理是：好人作了坏事应该受到批评，坏人作了坏事也应该受到批评，但好人和坏人不该受到同样的批评，对好人的批评应该多一些含蓄才对，这才能显出贤与不贤之别。

同样，对尊者的批评、对国内事务的批评，也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来办。

从道义上说，不该诋毁尊贵的人；从处世的智慧上说，也不该让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在发表议论的时候，对距离自己越近的世代，言论就越是谨慎。

看孔子对自己所生活的昭公和哀公时代，批评起来就格外的委婉。

所以说，进能安邦、退能全身，这就是《春秋》之道。

董仲舒举例以说明，《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记载着七月上旬鲁国举行了一次求雨的雩祭，下旬又举行了一次。

《公羊传》解释说：“下旬的雩祭其实不是雩祭，而是鲁昭公聚众要驱逐季氏。”

那《春秋》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昭公时代是“有见世”

，这个雩祭是孔子同时代里发生的事，事件的主人公又是鲁国的当权人物，所以孔子的措辞才这么隐讳，这就叫做“微其辞”

。

《春秋·文公十八年》记有“冬十月，子卒”

，据《公羊传》的解释，“所谓‘子卒’，是说子赤死了；死了却不记日子，是表示哀恸；为什么哀恸呢，因为子赤是被弑而死。”

文公时代属于“有闻世”

，孔子对这时候发生的悲剧还能够感同身受，这就叫做“痛其祸”

。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记有“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这就是“有传闻世”

所发生的事情了，子般之死在性质上和子赤之死类似，但时隔太久，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了，所以也就记下了‘乙未’这个具体日期，这就叫做“杀其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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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这番议论，如果拿“三传”

互相比照来看，就很成问题。

比如昭公二十五年的两次雩祭，《左传》的说法就是“因为旱得太厉害了，所以又搞了一次雩祭”

，275而昭公攻打季氏是在同年九月；276至于《榖梁传》，给出的解释纯粹是在分析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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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三传”

的分歧不管，董仲舒确实在公羊系统之内提出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这就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体例上的前后出入描述为孔子有意为之的，并在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但这与其说是董仲舒通过一番辛勤的钩玄索微而探明了孔子的隐义，不如说是他借着对《春秋》的诠释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经学发端已经有了蹈虚之嫌，及至东汉，何休又在蹈虚的基础上再踏一步，发挥董的说法，认为在传闻之世，天下衰败，治道方起，所以才要严本邦与外邦之别，所以才要多照顾国内的事，少管一些国外的事，所以才要录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闻之世，已经能见到一些升平气象了，这时候就不再严本邦与外邦之别了，大家都是华夏一家，该讲华夷之辨了，严华夏与夷狄之别；等到了所见之世，天下太平，华夷之辨也没必要再讲了，因为夷狄都已经被纳入了华夏系统，受封爵位，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推崇仁义、反对那种用两个字取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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