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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还有“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

，230所以汉朝是重得天统，以补周文之弊。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历史哲学。

至于忠、敬、文这三者当真能否循环，后来又有过不少争议，231但无论如何，物极必反的道理总是存在的。

关于“三统”

，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曾经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

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

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

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

《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

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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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

的说法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

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

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

233而且，要依着“三统”

理论，“春王正月”

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在“三统”

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却可以发现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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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

宋人讲“明体达用”

，胡瑗的高足刘彝有过一番名论：三纲五常、仁义礼乐，这都是万世不变之常经，是为体；《诗》、《书》文献，垂法后世，是为文；经世济民，归于皇极，是为用。

235此即政教之本，虽一点一滴却所关者大，不可轻忽。

刘彝谈到“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当初唐朝科举取士，诗赋重于经学，余风及于宋初，这很让宋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这样一来，就把读书人的关注点更多地引到了声律对偶中去，圣人的体用之学却越来越少人问津了。

236后来王安石改革科举，废除了诗赋取士之制，尽管于致用之道未必当真有效，237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初呼声的响应，238支持者不乏其人，239甚至连政敌司马光也誉之为“百世不易之法”

，只是批评王安石不该以“一家私学”

作为取士标准，240而王的这一改革遂成为科举历史上唐代诗赋与明清八股之间的一个转捩点。

所以宋诗比之唐诗，少抒情而多讲理，尤其是爱情题材，“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

，241这便是经学风气的影响所致。

即便是素有空疏之名的道学，对于国政的意义似乎也比文词要大，清代史家王鸣盛论及此二者，甚至认为宋代亡国有义士，唐代则无，个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学而唐代重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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