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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于实际时令，这是为什么？——这就牵扯出《春秋》作者的问题了，杨曾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就是鲁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笔；191而赵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对孔子“作《春秋》”

或“修《春秋》”

只字未提；（3）《春秋》前后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

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

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不能因为看到某人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后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这点可以参考前述苏洵的《春秋论》）；（3）《春秋》前后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后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3．行夏之时：假天时以立义

赵伯雄的意见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

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于实际时令的“春正月”

、“夏四月”

又该如何解释？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可以归纳为：其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

（季节）与“月”

连书的。

即以文体与《春秋》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

对于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

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时、月连书，时还被进一步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遗憾的是，杨所举出的是战国的例子。

关于这个商鞅量，洪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

洪的意思是：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明季节的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

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于《春秋》一百三十多年。

那么，《春秋》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既不符于时令，复非出于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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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