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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禅门公案当中不乏有禅师因为听了艳词而悟道的事迹，在这里，艳词作为包涵着某种确切涵义的具体文本，其真实的语义反倒变得无关紧要了，心意所至，完全可以信马由缰，得到自己的“正解”

。

读经也是一样，举个小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讲到“止戈为武”

，这是说“武”

字的造字是由“止”

和“戈”

两个部分构成，涵义是“停止干戈才是真正的‘武’。”

一个简单的中国字里竟然蕴涵着如此深刻的哲理，这哲理曾经让很多人都心生“感悟”

，对社会与人生于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出处是《左传》，既古老又权威。

的确，这都很好，而唯一的缺憾是：对“武”

字的这种解释很可能是错的，从《左传》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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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经世致用”

也是一种读法，“半部《论语》治天下”

之类的豪言总是让很多人心向往之——尽管这句话的来路不大可靠，84尽管安邦治国和熟读经书之间到底存在着几分因果关系也很难说。

不错，是有过满腹经纶的人出将入相的例子，可大字不识的人还有当皇帝的。

毕竟个案说明不了普遍性；两件前后发生的事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求实”

也是一种读法，但这种读法既很辛苦，走不通的迷宫又多，比如始隐问题，条分缕析到最后，也只能存疑而已。

古籍往往如此，即便《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

一句，这最简单的五个字，真要深究起来，上万字怕也说不完全，最后也依然会有存疑之笔没法落到实处。

不同的读法就会引发出不同的事实与不同的义理，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尊德性”

与“道问学”

的分别，或许正如余英时所谓“世界上似乎有两类人，他们性格不同（姑不论这种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一类人有很强的信仰，而不大需要知识来支持信仰；对于这类人而言，知识有时反而是一个障碍。

学问愈深，知识愈多，便愈会被名词、概念所纠缠而见不到真实的道体。

所以陆象山才说朱子‘学不见道，枉费精神’。

另外一类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不过他们总想把信仰建筑在坚实的知识的基础的上面，总要搞清楚信仰的根据何在。

总之，我们对自己所持的信仰是否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这在某些人可以是问题，而在另一些人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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