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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之“作”

，再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

这一问题，52那么，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炎武却把这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捏在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

但这是否主观成分太多了些？

顾炎武很快就遇到了反驳。

虽然当时阎若璩还不知道什么是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个办法——他从杜注出发来问难顾炎武：按照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敷衍出“起自伯禽、成于鲁国良史之手”

这类说法？53

顾氏说得在理，阎氏驳得的也在理，但毕竟是非很难凿实。

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炎武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6．以古史为时政作解：始隐而意在三桓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

历代经说，还有说始隐取意于周天子不该给诸侯之妾送丧仪的，更有说这问题和周平王无关而是取意于周桓王的……54各个学说有兴起，也有没落，比如，随着汉朝的结束，“孔子作《春秋》为汉朝预制宪法”

的说法自然没了市场了。

那么，究竟正解为何？有一个较为晚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为合情合理，即《春秋》的发端其实是和三桓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就没少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而三桓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于庭”

，搞得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

这所谓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一段“君亲无将”

和“缓追逸贼，亲亲之道”

这两则大义的原委，说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兄弟四人围绕继承权展开一连串的生死恶斗，后来，庆父的后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作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兄弟都是鲁桓公之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

。

55——“三桓”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

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纠葛，最后鲁桓公暗杀了鲁隐公而即位。

那么，很容易的理解是：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

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明代黄道周《坊记集传》就提出过这个说法，认为《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鄢起郈与费”

——孔子讲叔段犯上作乱的事完全是在为将来的三桓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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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王树民亦主此见：“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

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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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很是通透，处处圆融无碍，但有一个相当要紧的问题是，这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的，即：《春秋》确实出自于孔子之手。

王文开篇即说：“《春秋》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无异说。

《春秋》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者，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

，58以此为以下一切推论之大前提，但事实上，《春秋》是否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绝非没有异说，《春秋》是否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而来，也并非就是无人否认的事实。

如杨伯峻之结论：“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

59虽然郭店竹简的出土似乎使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了比较牢靠的保障，但具体到《春秋》而言，这种关系是否超出了杨的这一描述，至今也未能凿实。

这也就意味着：王的上述推论虽然新颖可喜，其基石却未必如他所断言的那样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