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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谢指点下，在阅读和改稿的实践中，摸索创作规律，学习着把我们感受过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老谢之间建立起了深长的友谊，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孽债》和老谢（2）

记得，刚在作者宿舍住下来，老谢就替我们几个插队知青的作者办了一张借书卡。

凭这借书卡，可以从资料室里借阅当时在社会上根本不见踪影的书籍。

他常对我们说，一边修改作品，一边借阅一些名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

我说好多书过去读过，他说今天再读，体会是不一样的。

我的心里很急，心思不在读书上，急于想针对提出的意见作全面的修改。

老谢却不让我们马上动笔，他让我和合作的小鲍先静心坐下来，共同提出一个修改的提纲。

当提纲初见眉目之后，他几乎每天下午从绍兴路的办公室步行到打浦桥来，对我们的提纲提出种

种问题，从总体构思、主题、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一直谈到每章的写法，入笔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笔，乃至细节改造和运用等等等等，迫使我们往深处去思考、去商量。

那时候，我和小鲍都有些不习惯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没有耐心，不如说是实际情况逼的。

记得小鲍即将分配到街道工厂去上班，而我呢，没有工资收入不说，虽然请了假，到上海改稿，贵州农村由于粮食紧张，不在生产队劳动的人当然不可能给口粮，心里更是焦急万分的。

老谢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一方面给我们办理误工补贴手续，一方面又把自己家里节省下来的粮票送我。

当时看过我们稿子的老编辑李济生，后来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同志，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给我。

误工补贴是依据我所在生产队的具体工值计算的，那两年我插队的那个贵州砂锅寨，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一年到头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钱。

现在说起来，有点像写回忆对比文章似的了，但当初，我正是依靠这点误工补贴和出版社几位老编辑轮流给我凑粮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渐把心安下来，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写作上的。

由于提纲写得细，总体结构得比较合理稳固，到进入真正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到了甜头。

尽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难免返工；却没有在结构上出现过大动的现象。

老谢呢，对我们写出的每一章稿子，都进行细致详尽的审读，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时地给我们提出来，重新写；要是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他就让我们在原稿上进行修改润饰；要是他觉得大致满意，便直接拿起红笔，在稿纸上具体编改起来。

编改完以后，他又让我们细细看一遍。

有时，我们的稿面很干净。

但有时候，稿面上红杠杠、红道道纵横交错，像一张作战地图。

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让我们坐下来，具体商谈为何写得不够理想的原因，同时讲一些对话、细节、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领。

我常常对小鲍说，对我们俩来讲，在作者宿舍的两年，就是出版社和编辑老师悉心培养我们的两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这两年比在大学文科读书收获还要大。

现在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逐字逐句地编改、润饰，劳动量真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