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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但我还是分两次将这本书写出来了。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孩子10岁了。

他是在山乡里出生、在省城里长大的。

那里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伙伴和习以为常了的一切。

他对我们执意要回归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们在省城里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曾经几次闹过情绪。

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非要回到上海去？我为了说服他还真伤了不

少脑筋。

但是伤这些脑筋是值得的，在写作《孽债》时我也面临着那些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问出的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答不好，小说就无法感人。

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体验，在写到这样的感情领域时，我把握住了小说。

另一个题目是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今天怎么样了？他们回归了城市之后，今天已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价值伦理观念、新的交际领域、新的感情生活。

无情的岁月和时间本身已把当年互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

我在写作他们的今天时，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

做不好这个题目，那么很可能将把这部小说写成个陈旧的伦理故事：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没有宽广的社会面、没有时代气息。

我做到了吗？

小说上半部分刚刚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上发表一两个月时间，亲朋好友们都关切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么样了。

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的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

甚至一些同样在搞创作的同行也问&ldo;那些孩子后来将怎么生活？&rdo;仿佛我构思的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

最为令人惊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报》上刊出了一篇真实的通讯报道《孩儿找妈泪花流》，写的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寻找父母的真实事件。

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ldo;真稀奇……&rdo;

那么，《孽债》这一部书，为什么上、下两部分，会隔开一年多的时间，才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呢？只因为这部书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贵州写成的。

而下半部分，则是我在调回上海一年半之后，才写出来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获知贵州方面已同意调动，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时，我趁着贵州的工作已经交代出去，而人还没回到上海的这一段空隙时间，起笔写作《孽债》。

稿子带到上海，怎么会在下半部分还没写出的情况下，先发表出来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老谢了。

写下本篇文字的时候，正逢老谢猝然去世一周年。

这一年里，我时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来，好好地写一篇文章，来纪念老谢。

现在，请原谅我稍稍多占一点篇幅，写一写和老谢交往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