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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

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ldo;文革&rdo;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

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

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

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个莫名的知识青年。

我也想忘却，但难以忘却。

正是因为难以忘却，我会一次一次地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去。

特别是在2001年的夏天，我又和当年也是知青的妻子一起，带上已是大学生的儿子叶田，又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又一次看了我们当年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

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

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

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

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

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

1999年的8月15日，气温高达394度，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年以来最热的日子。

贝塔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ldo;从《蹉跎岁月》到《孽债》&rdo;的演讲。

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

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

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像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

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

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

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