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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传教与说理也因时代而变迁：佛教盛行的时期与后来禅宗最盛的时期产生这一类白话诗最多；后来理学代禅宗而起，也产生了不少的白话说理诗：但理学衰落之后，这种诗也就很少了。

唐朝初年的白话诗，依我的观察，似乎是从嘲讽和说理的两条路上来的居多。

嘲戏之作流为诗人自适之歌或讽刺社会之诗，那就也和说理与传教的一路很接近了。

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戏的路出来的，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王绩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富有嘲讽的意味。

凡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只要有内容，只要有意境与见解，自然会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诗的。

从两部《高僧传》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佛教推行到中国的智识阶级的时候，上流的佛教徒对于文学吟咏，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四世纪的风气承清谈的遗风，佛教不过是玄谈的一种，信佛教的人尽可不废教外的书籍，也不必废止文学的吟咏。

如帛道猷便“好丘壑，一吟一咏，有豪上之风”

（《僧传》五）。

他与竺道壹书云：

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

触兴为诗，陵峰采药……因有诗曰：

连峰数千重，修林带平津。

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

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

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这种和尚完全是中国式的和尚，简直没有佛教化，不过“玩票”

而已。

他们对于“孔释”

正同庄老没多大分别，故他们游山吟诗，与当日清谈的士大夫没有分别。

这是一种态度。

到了四世纪以后，戒律的翻译渐渐多了，僧伽的组织稍完备了，戒律的奉行也更谨严了，佛教徒对于颂赞以外的歌咏便持禁遏的态度了。

如慧远的弟子僧彻传中说他：

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

尝至山南，扳松而啸。

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

退还谘远：“律禁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

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

由是乃止。

（《僧传》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