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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散文却不然。

散文最初的用处不是抒情的，乃是实用的。

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

这几种用途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老百姓自然要说白话，却用不着白话的散文。

他爱哼只把曲子，爱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读给他听，乡约有人讲给他听，家信可以托人写，状子可以托人做。

昕以散文简直和他没多大关系。

因此，民间的散文起来最迟；在中国因为文字不易书写，又不易记忆，故民间散文文学的起来比别国更迟。

然而散文究竟因为是实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实际需要上的天然限制。

无论是记事，是说理，总不能不教人懂得。

故孔子说，“辞，达而已矣”

。

故无论什么时代，应用的散文虽然不起于民间，总不会离民间的语言太远。

故历代的诏令，告示，家信，诉讼的状子与口供，多有用白话做的。

只有复古的风气太深的时代，或作伪的习惯太盛的时代，浮华的习气埋没了实用的需要，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骈四俪六的书启通电呵！

汉朝的散文承接战国的遗风，本是一种平实朴素的文体。

这种文体在达意说理的方面大体近于《论语》，《孟子》，及先秦的“子”

书；在记事的方面大体近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

前一类如贾谊的文章与《淮南子》，后一类如《史记》与《汉书》。

这种文体虽然不是当时民间的语体，却是文从字顺的，很近于语体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

所以这种散文很可以白话化，很可以充分采用当日民间的活语言进去。

《史记》和《汉书》的记事文章便是这样的。

《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要活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回答道：

吾与若俱受命怀王，约为兄弟。

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汉书》改作：

吾翁即汝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