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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2页）

这是一份高薪工作吗？绝不会是；工作有长期保障吗？不保险；我还有能力来兼这份差事吗？很艰难（那时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负担重，工余还尽量写些杂七杂八的稿件以谋稿费，实际上正心力交瘁）；能够舍弃原有的工作吗？不可能；这份杂志值得办吗？值得（想到可以在当时荒芜枯槁的文化土地上试植一株小花小草，觉得还真有点意思）；我本身对书法艺术有兴趣吗？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时间，在一旁尽点力。

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正式的工作人员。

他说，就这样。

我想也就只能这样。

这时我竟然觉察，这段日子里，其实他那一股热诚，那一股对工作的执著，其实已经在带动着我了。

我减少了一些稿件的写作，挪出一些时间。

现在与他讨论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时间那样想到就说了，得多想想做起来的后果了。

他告诉我，黄丰洲先生答应支持他一笔款子，作为开办。

这是他能够租下办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决定离开黄丰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书谱社的工作。

这位老板真难得！

我想。

五六十年代时，有许多华侨是很热心支持文化事业的。

黄先生又是一位。

后来，我有机会见过黄丰洲先生一面，可惜没有长谈。

这以后是一段忙碌的筹备时间，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杂志，还准备出版丛帖，总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

我们组成的班子十分简单，部分像我一样是兼职，麻雀小，五脏全。

李兄是社长，其他的人，暂时不必有什么职衔。

大家见什么做什么，与现代管理职权分明的观念大异其趣。

不开会，实际的会是在茶楼饮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说的都说了。

不成熟的意见，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变成一个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

在这上面，李兄带了很好的头，他有自以为好的主意，一定坚持以至固执，有时他说服了别人，有时他觉得别人的意见对，就默不做声了，回到杂志社，马上急急如律令地赶紧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于想做的事似的。

我们普遍觉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

但他问，十二月能不能赶出来？要赶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赶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创刊？他可不理，只是坚持：能在十二月出，为什么不在十二月出？问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来，于是第一期就在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

后来订合订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册，第一卷特别厚，因为是七册。

这事我至今觉得有趣，的确，我说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创刊一份杂志。

又一个例子是，他弄来了一套国内出版当时已绝版的碑帖，打算重印。

原帖是八开本，其中有些字幅并不大，空白很多。

我们都认为最好把开本重新设计一下，因为在香港的书店，要争取一大片地方来陈列八开本的书籍很困难，不陈列，在销售上就吃亏了。

他听了也点头，但过两天，他与印刷厂方面一商量，就马上付印了。

说，印刷厂认为开本不成问题。

在印刷上来说，八开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厂不会考虑发行上的策略。

李兄其实也不是不明白，实际上是不耐烦慢慢重新设计，在他的心理倾向，有东西总是早一点推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