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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似无必要转载。

拙文以这十七封信为主，有时也参考其他来函。

我想，先就一两封信其中一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内容，增加笔者所知背景资料，注释或说明，以示全貌。

《纪念鲁迅先生》一文报纸发表时横遭删改，老作家盛怒之下，宣布“罢写”

，这件事，不，这事件，也许可以列入香港文学史的。

其次，十七封信根据收到先后编号，再按《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卷书写作时期，分别排列，仅作一般注释。

最后，将《随想录》手稿捐赠京沪三家图书馆以及《随想录》十种版本概况，略加介绍。

这八年，也是《随想录》一百五十篇文章从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提前辑集为五卷本单行本，最后更有合订本分别在香港和北京问世的过程。

我想先从《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摘录作家所谈创作经过亦即心路历程，可以解答为什为先在《大公报》发表问题，这也许是读者愿意知道的。

碰巧（日本）影片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

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搞、催稿。

我看见《大公园》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

际坰高兴地答应了。

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

他又不无愤慨地说：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

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

。

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

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

……

……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蜚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

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

老人对平庸的晚辈这种爱护之情，使我汗颜不已。

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谨记：他在写《随想录》之前。

“文革”

后期，上海王洪文等人还公然将巴金称为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

哩。

我以为，巴金愿意将《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还有历史因素。

三十年代初起，《文艺》副刊长期在《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出现，初期的《文艺》主编是杨振声（小说《玉君》作者）、沈从文、（沈推荐的）萧乾，直至四十年代初的杨刚，其中有他的好友。

三六年《大公报》主办文艺奖，巴金是十位评委之一。

曹禺的《日出》荣获戏剧奖，小说奖是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散文奖《画梦录》，三人合领奖金一千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除萧乾等人编的《文艺》外，还有巴金老搭档靳以编的《星期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