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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3页）

不知谁人稍变杜陵的名句：“诗是伍家事。”

他就微微一笑，没有搭腔。

劳先生那辈人的教养，对前辈是始终保持客气的。

有时随手写他的近作诗篇，或者在我所藏他的大著扉页题几个字，劳先生有时会兴到勉励两句，可惜自己始终是钝根，又没有机会放下工作好好追随劳先生补读一些基本的书籍，所以始终是外围的“早期弟子”

之一。

三十年来新春都有拜候，只是最近几年，他似乎多在台湾，我又僻处南陲，敬问起居就少了。

最近看到好友温伟耀博士的抒情小品《真情的约会》，谈到“良师”

，他慨叹至今未遇到肯悉心指导他的教者。

劳先生就是他在中文大学写博士论文“北宋理学研究”

的指导教授，但只听过三堂他亲讲的课。

除了可数的几次学术性面谈，根本扯不上生命的交汇云云。

如果劳先生知道他这位“关门弟子”

的影响力和心事，或者也有点遗憾：与这位年青而成就卓伟的神哲学家谈得太少吧。

有位年纪比劳先生稍高，名气更响的大宗师说：“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中国人。”

其实西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也不包括佛教。

劳先生在这方面，不知是否会多一点谦卑与好感。

最近闻悉他身体不好，返港休养，便打电话到旧址问疾。

幸运地接通了。

原来老师也看到前时我所写的见证小册子。

他说：“你就说说自己的感想好了，不必谈论学术。”

其实，即使一个不识字的人，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就已经可以是学术；要到劳先生那个层次才配谈学术，天下又能有几人呢？

当年任恩德博士（drerunyan）就与助教金圣华同学一面谈新买的吸尘机，一面和我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

时光倒流三十年，又是重读学位的日子。

话说那时副修哲学，除了劳先生的两科“中国哲学史上、下”

外，以前在崇基四年级时念过《理想国》（republic），就与柏拉图再对话一番吧，怎知新任讲师由美而来，新课程要包括大部分柏拉图的《对话录》而不是《理想图》，外加《亚里士多德文选》一巨册。

本来说希腊话的两师徒改用艰深英语向我围攻，助阵的有任博士和我的昔日同窗，当我们在罗师浑沌时便已留美一年取得硕士归来荣任助教的金小姐。

她（应该说她们）用美式自由讨论法，预先要饱读原书，如此这般，我们师生三个之中，英文最差处境最劣、心情最闷的那个人，自然最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