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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民主评论》的创办，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据徐先生在《民主评论结束的话》中说：“九万港币的预算，由郑彦棻和陶希圣两位先生，当着奉化蒋公面前，各承担一半。

接着陶先生的一半，没有拿到，奉化蒋公再拨款补足上数。”

但徐自己从创刊到停刊十七年间，没有私下领过一文钱，还多少赔贴了一点。

这些钱都用在出版杂志及帮助文化界朋友身上去了。

不过，国民党有人说话：“徐某拿了国民党的钱，来骂国民党。”

这大概是因为，《民主评论》倡导民主自由，自是免不了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徐先生认定这是“由反省而更生”

所必需的，但不为国民党顽固保守分子所喜。

照此看来，他在台湾的五、六十年代，是不能出版像《民主评论》这样的一份刊物的，否则，就会得到《自由中国》半月刊那样的下场。

而他也因为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又与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多所交往，惹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扰。

所以，香港为他办刊物提供了台湾所无的“免于困扰”

、“免于恐惧”

的自由条件，不能不说，徐先生实亦受惠于香港的自由。

至于生活方面，香港亦与徐先生结了不解缘。

他在一九四八年与《华侨日报》的岑维休、岑才生先生相识，自始至终保持纯厚的友谊。

据徐先生年谱说：“三十年来，《华侨日报》提供了现实权势之外的立足地。”

这“立足地”

三字，除了是给他发表文章、针砭时弊的“地盘”

以外，亦指经济上的支助。

据他告诉我，他在《华侨日报》每星期写一篇专栏文章，每月酬劳是港币二千元。

这在六、七十年代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目，是在教书薪酬以外，相当有力的补助。

他虽在香港办《民主评论》，但长期在台湾居住、教书，间中来港，总编辑先是张丕介，后是金达凯两位先生，他大概是约稿、撰稿和主持编辑政策。

真正以香港为家，是他在一九六九年来新亚研究所任教以后。

而他当时在台湾，实在是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在教书十多年的东海大学受到了排挤，被逼退休，原因之一是宗教信仰问题，据说这家由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大学，当时的董事会曾有这样的警告：“学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的学校，不是为中国文化办的。”

又要东海大学教中国文化的人，保证学生信仰基督教。

徐复观先生在校务会议上予以反击。

这是他被迫退休的主因。

（不过后期东海对他很尊重，在图书馆特辟纪念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