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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罗孚大兄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书，讲香港的人和事，从三蕃市打电话到温哥华给我，叫我也写一篇。

我说写什么呢？他说写徐先生好了，他指的是徐复观先生。

不愧曾为资深的总编辑，能为作者点出可写的题目，我想到，徐先生与香港关系相当深，便答应下来了。

就仅是他与罗孚大兄的交往，就是香港文化界的一段佳话，而这只可以在香港发生，不可能在台湾，更不可能在大陆，就算是在海外其他地方，如欧美澳及东南亚，也绝少机会能出现同样的交往，此所以香港之为香港，而复观先生之在香港，正可以显出香港独一无二的特性。

就凭这一点，就值得一写。

有人可能说，罗孚大兄与徐先生的交往，不过是“统战与反统战”

的交往而已，单纯在政治层面上看固然可以这样说，然而我有另外的看法，因为戴天和我也和罗孚大兄多所交往，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照交不误，这个交往不是“交战”

，而是“交友”

，我们的交往是有友情在的，因为彼此都读对方的文章，彼此都有共同相识的朋友，彼此对文学艺术有相通的话题，我们如此，徐、罗之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的交往更为频密，亦有互相赏识的交情，不应简单地将这种交往作“政治统战”

的“庸俗化”

，我毋宁视之为文化界的佳话。

有一段二十多年前徐先生告诉我的故事，可以在此一说。

徐夫人王世高女士在七十年代初，在台大医院检验证实患了肝硬化，医生说只有一年寿命，这对徐家当然是很大的打击。

在屡医无效之下，徐先生听说福建出产一种专治肝病的成药，市面上虽然到处买得到，但假冒的实在太多，为了买到真的，便请罗孚这位老友代为购买。

以当年罗孚大兄作为《新晚报》总编辑这样重要的共产党干部，买国产成药当然买到正货。

买来以后，徐先生很高兴，殷殷地劝徐师母服用，岂料徐师母竟断然拒绝，说道：“共产党来的东西我不要吃！”

反共如是坚决，简直置生死于度外，实在罕见。

这种药相当贵，在屡劝无效之下，徐老也实在没有办法。

不过后来他们的大儿子武军来港探视双亲，对母亲说：“妈妈，这是好东西呀，很有用的。”

做母亲的听儿子的话，就服用了。

这样继续服用约一年之后，再到台大医院检查，医生说肝硬化竟完全好了。

因而在一九八二年我到台大医院探望徐先生的病，由高信疆兄陪带我去，徐先生已在病危之期，躺在床上，双腿已全无知觉，有两位他的女学生替他腿部按摩，频频问他有没有感觉，徐师母坐在一旁，日夜操心劳累，我们劝她保重休息，她说：“我没啥关系呀，我的命是捡回来的，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指的就是吃罗孚大兄代买的真药而言。

这样说来，罗大兄岂非间接救了徐师母的命，于徐家有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