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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家翁得悉其困境后，挺身求见当时掌管两广军事，也是桂林最高管理层的李济琛将军，直述戏班是最无助的，沦陷后仍要演戏，本是迫于无奈。

戏班从香港远远逃到桂林，正是抱着爱国心而不愿在敌区受屈辱所致，谁料在桂林开戏谋生，又遭不法之徒捣乱，当局不能坐视不理。

李济琛深受感动，表示定要究办捣乱者，后来更为戏班提供了一家旧戏院，经装修后改名为国民戏院。

家翁又奔走桂林报界和文化界，希望他们支持薛班，于是“觉先声”

得以顺利公演。

后来“觉先声剧团”

还邀他当过一阵经理兼班主，因此家翁常自嘲为“羊牯班主”

；晚年每谈起此事，颇为自鸣得意。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那时他的家乡中山有一名大贼，在深山野岭拥有不少人马，打家劫舍，为非作恶。

中山县当时的县长孙乾与家翁颇有交往，相谈起来，知道家翁也是中山人，就与他商量对策。

家翁不动声色，打听大贼巢穴所在，竟然单身入巢求见大贼。

想不到又真让他见到了，他身上无枪无弹，也无把握，只凭一张嘴游说：“国家经历了八年灾难，抗战胜利了，人民还未从战火复元，全国皆穷困不堪。

你也知中山乡里生活的苦况，大家都是中山人，何忍更摧残他们？”

家翁讲这掌故，道来简单，个中细节，他绝少谈及，只知道结果是大贼见了他之后，很快就解散部下，接受县长招安。

早期的中国记者采访要靠个人的线眼、人事交情和机智，固然要走动于军政名人之间，也得摸熟三山五岳的门路。

家翁常常教训后辈，当记者做报人，诸色人等皆要相识，但做人则如踏钢线，自己绝不能行差踏错。

一次为私利而欠下人情，以后就不能挺身做人。

建立了受人尊重的声望，那么义字当头走动四方，很多时“闲话一句”

就可解决人家的危困。

家翁再有一件平生得意事是与张大千有关的。

张大千与香港名摄影家高岭梅是至交，国共内战时，张大千逃难到香港就住在高家。

有一次家翁与高岭梅酒饭之间，偶尔谈及张大千的烦恼。

原来张大千希望从内陆接他最敬重的大嫂张善子夫人和胞侄来香港，人已从上海到了澳门，但没有香港的证件，唯一办法就是坐舢舨偷渡。

张大千担忧小艇承不起风浪有危险，更怕当时海上十分活跃的海盗，正不知如何是好。

家翁不表任何意见，只问了善子夫人的所在。

没几天，善子夫人与儿子居然坐港澳大轮安全抵港。

张大千那时与家翁尚未谋面，知是家翁替他走动成功的，于是托高岭梅送家翁一幅字画为谢。

家翁帮忙的理由是：“谁叫我是高岭梅的朋友，而他是高岭梅的至交呢！”

帮忙的个中内情，当年张大千、高岭梅和很多朋友均有问及，家翁只回答：“闲话一句而已！”

到晚年他常常谈起此事，我也曾试探问他究竟用什么办法，他永远只有一个答案：“平日种因，有事时闲话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