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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

　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

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内是无法实现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

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矛盾还是不断尖锐化。

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

有鉴于此，方孝孺作为一个政治家，旨在以复古为口号为社会寻找出路，企图克服当时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

他斥王淑英反对复井田的话为“流俗人之常言”

，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处，是在于发挥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他说：“能均天下之谓君。”

众人之所以要推选君主是为了“使人尽心于民事”

。

因此，“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

。

他批评那些将君民关系倒置的后世之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

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

进而指出：“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

　270年后，被称作具有启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了光辉的《明夷待访录》。

他在《原君》中激烈抨击了君主制，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言辞相同而已。

及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力排“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

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

。

他们的心，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方孝孺的思想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很难相容。

朱元璋认为“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