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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

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

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

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

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

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

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

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

（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

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

）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

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

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

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

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

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

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

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iddot;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

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

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

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