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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第2页）

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

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

，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

。

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

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

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

至于对“满洲”

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

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的热衷上。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

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

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

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

……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我的前半生--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

即曾任民

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

臣以皇上屡次坚拒，

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

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

中的一段。

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干。

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

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