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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1页）

“调查团要来了，”

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

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

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

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

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

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

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

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

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

团长是李顿。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

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

，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

。

除了这些被“等待”

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

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

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

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

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

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摈，祝贺彼此健康。

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

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

与“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