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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2页）

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那把扫帚。

我在这里住了五年。

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

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

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也不发生什么作用。

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

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过一次面。

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

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

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

，可以称之为“还宫派”

；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

或“出洋”

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

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

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

（外国人）、“门户开放”

（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

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

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

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

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

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

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

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官中古彝器的鉴定。

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

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

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

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

。

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

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

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