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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3页）

草堂内外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草木之后，这些事物才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从

而堂堂皇皇地进入了诗国。

毫无疑问，这不但为诗歌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新天

地，而且使诗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写他们的所见所闻，

抒他们的所思所感，从而使诗歌进一步摆脱贵族的独占而走向人民。

显然，

这种创作倾向与杜甫在前一个时期的努力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

对于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和创作，宋人葛立方曾慨乎言之：“其起居

寝兴之适，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可谓一世之羁人也。

然自唐至宋，已

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

盖公之不幸，

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韵语阳秋》卷六）成都草堂从此成为中国文学

史上的一块圣地，成为后人瞻仰、凭吊诗圣遗迹的场所，草木有知，当感欣

慰。

但是杜甫在草堂的经历也不可谓之不幸，因为他毕竟在这里过了一段稍

为安定的生活，得以仔细地体味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并仔细地观照平凡的草木

虫鱼，从而写出了那么多优美的诗篇。

六、夔府孤城：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

杜甫在成都虽然过了几年较为安定的生活，对他辛苦经营起来的草堂也

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内心深处是不愿终老于斯的。

早在上元二年（761），

他就说过：“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

（《一

室》）仇兆鳌注：“公在蜀而怀楚也，?襄阳本公祖居，故欲留迹其地。”

（《杜诗详注》卷一○）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更明确地表示：

“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

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

（《春日梓州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