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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慈禧太后补充了两位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和刑部尚书潘祖荫。

翁同、潘祖荫都是南方人，军机处走了一个南党的王文韶，却多了两个南方人，表面上看南派力量增长了，但实际上，李鸿藻在军机处资历老，又能干，深得慈禧倚重，翁同和潘祖荫完全无法与他对抗。

再加上一个多月后，潘祖荫因为父亲病故，回乡丁忧守孝，李鸿藻的力量在军机处占绝对优势，清流党势力迅速发展。

张佩纶在光绪八年年末，署理左副都御使，第二年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张之洞则早在一年前外放山西巡抚。

北党势力，经过扳倒王文韶的这场硬仗后如日中天。

此后，清流党人再也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弹劾，或对案件的审理有所进谏。

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清流党人只是把此案当作南北党争的工具，主要目的就是扳倒王文韶，而不是真的关心云南军费问题或者要惩治书吏腐败。

云南报销案在王文韶罢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根据案情，实事求是审理阶段。

十一月初，周瑞清革职后接受刑部审讯，供出了孙家穆。

孙家穆接受了刑部的传讯，他供称，当年二月份，同司的主事龙继栋提到云南报销的册子要到，有人托龙继栋帮忙从中照料，龙请求孙帮忙，在办理此案时给予方便。

孙家穆承认自己从中收取了贿赂，至于收取了多少，都分给了哪些人，怎样分配的，孙家穆却推说自己不知道。

龙继栋很快也被传到刑部接受调查，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受贿枉法。

孙家穆、龙继栋都被革职，接受进一步的质询。

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潘英章被押解到京，他对挪用公款、打点关节的事情供认不讳。

但是在具体的金额问题上，潘英章闪烁其词，把责任推给了已死的崔尊彝。

当时，审讯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这笔行贿用的银两，到底是从哪来的？潘英章只承认其中的五万多两是云南的官银，其余的都是筹措的私人款项。

在光绪九年前后的审讯过程中，有两件事情不得不说。

第一是，监察御史李郁华被审查出涉嫌受贿。

这是云南报销案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李郁华曾经担任过云南乡试主考官，可能由此和潘英章熟悉。

潘英章此次来京，李郁华在云南的亲戚拜托潘英章帮忙带东西给李郁华。

由此，潘英章到北京后，和李郁华往来密切。

李郁华感觉到潘英章此行除了办理知府上任手续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办理云南军费报销事宜。

他非常好奇，先后向银号掌柜王敬臣、周瑞清、龙继栋、孙家穆等人打听消息。

这几个人都推说不清楚，但都把信息反馈给了潘英章，说李郁华这个人问东问西的，会不会出问题？潘英章感觉，李郁华已经知道了此案的幕后情况，同时忌惮他监察御史的身份，不得不输送给他部分利益。

潘英章把云南方面在北京采购物资的事情，委托李郁华帮忙负责，让他能够落下一部分好处。

同时，潘英章额外给了李郁华四百两银子。

李郁华是否一开始就想参与云南报销事件的分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收受贿赂。

他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云南报销案的幕后情况，但他收的这些好处，却带有&ldo;封口费&rdo;的意思。

最终，李郁华也锒铛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