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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战后，地方上不安宁，秘密会党风起云涌。

历任两江总督，都把安定地方局势、惩办秘密会党当作重点工作来抓。

曲学如的这枚五角铜钱，正好触动了沈葆桢的敏感神经。

他不但拒绝了洪汝奎的建议，没有派人复审三牌楼案，也没有认可此案是&ldo;图财害命&rdo;案，而是武断地判定是会党土匪在自相残杀。

最后，沈葆桢援引就地正法的先例，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张克友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

命令一出，官府先把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个人在江宁城的城厢内外游街示众，接着在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四日把绍宗和曲学如押赴南京水西门外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陪绑法场，看着绍宗、曲学如被斩首，然后他被割耳示众，最后被赶出江宁。

这在当年的南京城，甚至在整个江南地区，都是一起轰动的案子。

此案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案发，到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案犯被斩首，前后只用了六十多天的时间。

可是，到了光绪七年，出现大问题了！

开头说过，江宁官府抓获周五、沈鲍洪二人，他们交代了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在三牌楼竹园旁杀死朱彪的罪行。

周五、沈鲍洪交代的犯罪详情，和已经结案的绍宗、曲学如杀害外地客商薛春芳的案情高度重合，两者极有可能是同一个案子。

那么，是不是周五、沈鲍洪在撒谎呢？他们俩不会无缘无故承认杀人。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也就意味着四年前已经审结的三牌楼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洪汝奎主导审结的三牌楼案，会发现它是一起多处违背正常司法程序、牵涉众多官员的敏感案件。

说它违背正常司法程序，是因为三牌楼案并非由案发当地的府县官员侦破、审理，而是由营务处直接委派参将胡金传侦破；侦破后，营务处又绕开地方官府，指派候补官员审讯，胡金传参与结案；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没有履行死刑审批程序，武断地将两名嫌疑犯就地正法。

可以说，四年前的三牌楼案，程序上漏洞百出，审理过程也是不合法的。

其次，我们说它敏感，是因为此案牵涉了一位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坛明星洪汝奎，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朝廷重臣‐‐湘军和福建官僚群体的首领沈葆桢。

沈葆桢在三牌楼案结案的第二年，即光绪五年（1879年），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

朝廷赐他谥号&ldo;文素&rdo;，对他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树立为&ldo;中兴名臣&rdo;。

而洪汝奎，在光绪五年升任广东盐运使，之后调任两淮盐运使。

两淮盐运使掌握东南地区的经济命脉，是天下&ldo;第一肥缺&rdo;。

洪汝奎仕途行情看涨。

他本来就是湘军系统的重要成员，又赢得了众多朝廷官员的称赞与支持，距离封疆大吏就是一步之遥了。

可以想象，要碰光绪三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不得不牵涉沈葆桢和洪汝奎，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体制内部的阻力。

此外，这案子还涉及众多的参与官员，胡金传、孙云锦、严、单之珩、丁仁泽、吴元汉，等等，这些人可都还在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