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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自今已后，斋供行位，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庶敦返本之俗，畅于九有，贻于万叶。

诏书颁发，京邑沙门，各陈极谏，有司不纳。

唐太宗既以老子为祖宗，下了一道无须争辩的诏书，而佛教徒中，偏有一个不通时务的老实人，硬要与之力争教徒的政治地位，结果被流放于岭南而卒，由此而见宗教心理的强顽，可笑亦甚可敬。

如云：

时有沙门智实者，洛下贤僧也。

丰度雋颖，内外兼明。

携诸宿德，随驾表奏于关口，其略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

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

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实等虽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无隐，敢不陈云。

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宗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告天下，无德而称。

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岂敢拒诏。

寻其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初无改易，不立观宇，不领门人，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黄巾之徒，实非老子之裔。

行三张之鬼术，弃五千之玄言，反同张陵，谩行章醮，从汉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托老君之后，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诚恐国家同流，有损国化。

遂以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具陈如左。

太宗览表，壮其志为教，遣宰相岑文本论旨遣之。

实固执不奉诏。

帝震怒，杖实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岭表而卒。

初，实得罪，有讥其不量进退者。

实曰：吾固知已行之诏不可易，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闻者莫不叹惜。

唐初开国，崇奉道教的动机与宗旨，纯出政治因素，是为攀宗引祖，以光耀帝王先世的门楣，初非如秦皇、汉武，或梁武帝等人，为求道成仙，以期长生不死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义学术，而有所轩轾于其间。

然道教地位的确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

后来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间，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师，自印度取经回国，从事佛经翻译的事业，大开译场，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与经费的供给，亦全赖太宗的扶植。

太宗与玄奘之间，虽是君臣，而情犹师友，甚之他想要说服玄奘还俗来作宰相，并且亲自为之制作著名的佛教文章‐‐《圣教序》。

虽在帝王专制的政治时代，但唐太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风，非常通达而合理，也并不因为与老君同宗的关系就钦定道教而为国教。

自初唐两教互争地位之后，历世道、佛教徒，虽仍有小争执，但皆无关宏旨，且因高宗以后，禅宗的兴盛，道、佛合流的风气，已渐趋明朗，中国文化的会通，也因之奠定基础。

肃宗以后，学术思想新兴的浪潮，由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开始，遂转入唐以后的儒家与道、佛二氏的争论，促成南北宋间理学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时代两教争衡的局面了。

佛教有会昌之难，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对于宗教独有偏好之所致，但为时亦仅四、五年，即告平息。

诚如《新唐书》所云：

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锐，而躬受道家法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知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恶不同耳。

第二节新兴道教的吕纯阳

初唐时期，基于帝王宗室观念，虽尊奉道教在佛教之上，但自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后，因玄奘法师留学印度归来，从事佛经的迻译，使佛教学术与传教事业，由此普及朝野。

高宗以后，佛教复展开为十宗学派，由此确立中国佛教的精神。

禅宗的兴起，融会儒、道、佛三家精粹，阐明心法，譬如孔雀开屏，声光普耀，从此影响唐代文化，无微不入，虽门庭敌对如道教，亦已渐渐受其波动，互相援引挹注。

道家隐士如孙思邈，一生修习神仙丹诀而兼通佛法。

禅师一行，以佛教出家比丘而兼通道家的阴阳术数之学，以及天文、地理等学术，别创&ldo;大衍历&rdo;而成为一代宗师，玄宗敬以国师之礼。

如宋代大儒欧阳修，虽其生平反对佛教最切，但对于一行禅师的生平，敬服备至。

此皆举其素为人所习知荦荦大者而言，至于名山岩穴之士，隐迹仙人，尤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