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94章（第2页）

这种乱象，过了黄河始有缓减，但整个长江以北，气氛仍极紧张，各乡由士绅出面组织民团，护村巡寨。

这些民兵神经紧绷，常有过激反应；赵士锦写道：&ldo;泰州城外，乡兵防御甚严。

舟至即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也。

&rdo;[13]同行者居然有两人因此命丧黄泉，赵士锦本人腰部受重伤，强撑回到常熟家中，养伤百日始愈。

每当王朝终末，中国总有一段涣乱时光。

其间，除严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众滋扰现象。

为什么？并非中国的人性较别处为劣，实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时无任何管道与途径，二三百年才等来一点点放纵的机会。

换言之，王朝解体，便是小民集中宣泄之时。

眼下大明的倒掉，遗老孤臣心如刀绞，而在刍荛之夫，却兴高采烈，因为秩序终于不在，天下终于大乱。

这样的时刻，可谓千年一梦，古今所共；直到现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ldo;&lso;糟得很&rso;和&lso;好得很&rso;&rdo;一节，所谈仍是这样的问题：&ldo;农民在乡里选择，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lso;糟得很&rso;。

&rdo;[14]他说：&ldo;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rdo;[15]

四

然而，论证明王朝不得民心，并非本文的题旨。

倘若那样，此文几乎可以说纯属多余，因为历来在明末农民暴乱问题上，以此为题旨的文章早就不可胜数。

本文之作，首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亦即我曾经讲过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为准‐‐当然，你愿意说它亡过两次，亦无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自缢、北京城破，某种意义上，明朝崩溃了；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随着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它又活了过来，以完整的政权体系，继续统治国中最大一片区域，直到整整一年后；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为俘虏被押回清军占领下的南京，这象征着中国的统治权正式易手，之后在福建、广东、云南以至缅甸，虽仍有明朝残余存在，却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应位于1645年6月。

本文之论，即从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后两次解体引出，或许，每个明史爱好者都曾注意到它，并和笔者一样深为困惑：这两次解体所唤起的反应，不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差异极其悬殊。

士大夫的表现，笔者已在《降附&iddot;名节》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谈着重于民间方面。

北京之崩，一般民众的态度大致如前所述。

从北京市民&ldo;奔走如故&rdo;到晋冀鲁豫乡村的&ldo;土贼&rdo;蜂起，都说明百姓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也与己无关、漠然以对。

这还不包括民众如何对待所谓&ldo;贼寇&rdo;。

虽然我读过的史料，几无例外都对闯军采取谩骂、诋毁，其中很多作者的学问、人品，笔者颇存敬意，但他们亦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ldo;贼寇&rdo;们在许多地方为民间所欢迎与追随。

虽然很多知识分子的著述避谈这种情形，却仍有踪迹可察。

在此，举个比较生动的例子。

闯军节节胜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飞致信张国维：承问敝乡事，言之愤郁。

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若谓其实行假仁假义也者。

三月九日，伪官孙某到，诱士民飏去，温言抚谕，共信为真。

士民但求赊死，不顾孔孟道义，不顾祖宗德泽，并不顾一身节义，相率迎贼。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