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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以上，是甲申之变亦即北京城陷后的投降情形。

等到翌年乙酉之变亦即南京城陷时，又有一次，文豪钱谦益便是领衔者之一。

这先后两次投降高潮，对象不同。

北京之降，降于本国暴动者；南京则降于异国入侵军。

在今人眼里，后者严重性大概远远超过前者。

明人未必这么看，未必认为投降李闯的罪过，比投降满清要轻。

这也是古代伦理的独特处。

盛传慈禧说过一句话：&ldo;宁赠友邦，不予家奴&rdo;，历来作为她是卖国贼的证据，其实这种思维在旧伦理中极其自然，我们倘若吃透了&ldo;忠&rdo;的各层面关系与含义，即知必然如此，与爱国或卖国反而没什么联系，比如&ldo;样板戏&rdo;里有台词：&ldo;三爷最恨被共军逮着过的人！

&rdo;心理与慈禧是相通的。

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

对于视&ldo;名节&rdo;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

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

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

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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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阳两饿夫，指伯夷、叔齐兄弟，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纣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杨士聪说，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节，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兴亡代代有，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说的乃是实话。

跟过往比，乃至包括后世，明代士大夫的&ldo;名节&rdo;真是最过硬的了。

明末殉国者之多，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

弘光政权幻灭后，殉国者成批涌现，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顾杲等，后都自尽而死。

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但对死难者本人，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思想以及时代背景，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

言及于此，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

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ldo;大汉奸&rdo;，但二百多年后，这种评价消失了，而代以&ldo;功在千秋&rdo;。

孙中山有《赞洪文襄》一诗，称道他&ldo;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rdo;；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

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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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思路果然实用。

不过&ldo;满回中原&rdo;、&ldo;力促中华一统&rdo;或有之，&ldo;避免了生灵涂炭&rdo;则是没有的事，了解过清兵南下史的读者，心中都有一本账。

关键是，历史究竟有无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结果论（实利）而朝秦暮楚？何况对洪承畴的这一评价，每一句我看亦很适用于吴三桂，为什么不把他也一道&ldo;平反&rdo;呢，是因他后来又举兵叛清吗？再有，这样评价洪承畴，置当年快意嘲讽洪承畴、为之杀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这都令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