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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18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家伙增到了98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120多万石。

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2900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290万石左右，占全国的10％。

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

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

（谈迁《国榷》卷7）

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

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丝绸发展，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以此，&ldo;上供赋税，下给俯仰&rdo;，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ldo;衣被天下&rdo;的局面。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ldo;木棉&rdo;）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ldo;胖袄&rdo;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

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

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

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

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ldo;迁之化外&rdo;‐‐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ldo;知丁知业&rdo;。

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ldo;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

作息之道，互相知晓&rdo;。

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

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

（以上均见《大诰续编》之松江逸民为害第2，再明游食第6，互知丁业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