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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何用处女选太子（第4页）

其二，后官方面的大力支持，对确立赵瑗的皇子地位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所谓韦太后和吴皇后偏向赵璩，并因而干扰了高宗立储君的决心，于史无据，完全是秦桧一党制造出的谣言。

关于立皇子之事，韦太后从来没有加以干涉，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她对这类事情的态度。

当时，皇后未立，高宗请母亲写道手书，韦太后说：“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

由此推断，这个老太太怎会干预立皇子的事呢?吴皇后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是明智。

虽然赵璩是她抚育成人的，但她并没有想要立其为皇子，且看《宋史·吴皇后传》中的这段话：“伯琮（赵瑗）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

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

’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

出（赵）璩居绍兴。”

很明显，在确立赵瑗为皇子的问题上，吴皇后投了关键的赞成票，她以公正无私的行动，平息了秦桧一党的谣言，也打消了高宗的种种顾虑。

在确立皇子问题上，宋高宗确实有种种顾虑，后宫的态度非常重要，秦桧等人的意见也要考虑。

吴皇后与秦桧的关系较好，因为“秦桧等累表请立中宫”

，她能进位为皇后，这个奸相是出了力的，所以她常常附和秦桧的意见。

不妙的是，赵瑗与秦桧的关系却很紧张。

对此，吴皇后心中自然有数。

宋高宗正是担心她同秦桧一伙搅在一起坚持立赵璩为皇子，幸好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为秦桧所左右。

恰在这时，赵瑗又立了一功。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和死党欲以秦桧之子代父职，妄图继续操纵朝政。

赵瑗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了高宗，高宗也认为秦氏父子太过分了，连夜驾临秦家，挫败了这一乱政阴谋。

这件事使高宗和吴皇后感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瑗有胆有识，处事果敢，为君者理应具备这种素质。

吴皇后不以一己之私与赵瑗结怨，仍然积极推荐他进位皇子，说明秦桧一党的挑拨未起任何作用。

高宗原来以韦太后和吴皇后做“挡箭牌”

，是想应付那些关心国本的大臣，也是为了敷衍秦桧一党。

说不定宋高宗正是看到赵瑗善断大事的能力，再加上吴皇后的大力支持，才下决心确立他为皇子。

其三，大臣们关键时刻的苦谏，促使高宗正确地选立了皇子。

赵瑗与赵璩比较确实难分伯仲，但在文武大臣中间，就声望和人缘来说，赵瑗还是优于赵璩。

比如岳飞人京奏对，见到赵瑗，觉得他英武俊伟，可以立为储君，为此还上了密奏；老臣赵鼎也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赵瑗。

这些做法虽然引起高宗的反感，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秦桧偏袒赵璩，再加上他钳制舆论，很长时间人们忌谈选立皇子之事。

秦桧死后，立储之事重又提起，晋原人阎安在考进士的策文中借机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高宗在太祖后裔中选立皇子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议而不决，储君至今未定，不知要考验到什么时候?如再拖延下去，佞臣当生异望，继而朋比结党，成为社稷遗祸，这样麻烦可就大了。

这篇策文洋洋数千言，用语犀利，说理透彻，深深触动了高宗，遂钦定阎安为探花。

大臣张焘及时上疏：两位宗子“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

。

宰相汤恩退等一批大臣也纷纷上疏谏言，劝说高宗快立皇子，可是依然不见动静。

就在这时，利州（今四川广元市）提点刑狱范如圭把仁宗时期名臣请求建储的奏章搜集到一起，呈给高宗，终于使他感悟，认为这事如果再拖就要失信于天下。

他考虑再三，接受了宰相的意见，赵瑗既然封了真王，就应该确定为皇子身份，朝廷做事要符合礼制，就干脆封赵瑗为皇子吧!